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36:46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建设 现状 原因 对策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也称为“人才市场”，指的是劳工供求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已基本发育成型，并呈现良性运转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而且素质不高，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制度性分隔，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劳动就业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给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造成了阻碍。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国家的人口统计，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15～65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就占70%。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
通过调查，可以总结一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第一，我国的劳动数量多，劳动参与率大。
第二，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劳动平均素质低。
第三，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第四，人才地域还是呈现东强西弱的趋势。
第五，非公有制的就业人员急剧增加。
第六，人员流动幅度较大。
第七，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
第八，就业率增长很快。
第九，农村劳动剩余量多。
第十，新生劳动力增长快，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第十一，劳动力使用成本偏低。
第十二，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在于如何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效率，以便在国际上具有劳务竞争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整顿、调整和完善。正视现有问题，提高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建设，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但是总体素质低下，交易成本过高，劳动交易不方便，市场供求信息不及时不充分不对称，并且劳资双方地位不均等，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表现。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宏观管理和监督力不够，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规范，还没有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总之，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于其整体规划，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一）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机制不完善导致市场工资率差别过大
提供真实、相对准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息――相关劳动力的市场通行工资率水平，帮助劳动力供需双方进行明智的市场决策，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重要功能。但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这种功能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导致劳动力流动不十分通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不顺畅，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搜集以及的专业机构太少。尽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已经开始正式劳动力市场价位的指导数字，但由于这些调查往往不系统、操作也不是很科学，因而无法成为企业薪酬决策的重要依据，结果导致同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信号往往差别很大。
（二）劳动力市场城乡分隔严重导致竞争有失公平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又分为不完全竞争和完全竞争两个市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就业岗位中不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工作岗位中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则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难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求职而只能转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与城镇劳动力公平竞争的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劳动力交易价格不断压低。当劳动力价格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必然会退出该行业或地区，因而导致了区域性结构性的民工匮乏。
（三）劳动力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以致引起市场秩序混乱。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涌现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为了尽早地占领市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各自为营，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有的甚至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搞不正当竞争。而对于那些非法的职业介绍机构就更不用说了，私招滥招、收取高额中介费等。目前我国起步不久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才使得市场秩序混乱。
（四）劳动力市场法律系统不健全导致劳动者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
中国现处于市场经济初期，整个社会在剧烈变革中，就业矛盾非常突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少数企业仍然无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有些不良雇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恶意拖欠工资、提供恶劣的工作条件等，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国劳动法立法时间不长，劳动法律体系不完善，难免会存在各种漏洞和不足，其次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的时候，劳动执法部门的执行权力显然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五）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呈现二元结构。城市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尽管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经济水平低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城镇社会保障也存在部门和人群差异。首先，国企、较规范的私企和外企等正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社保制度，其他的非正规企业则没有完全建立。其次，在正规企业的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较稳定，劳动侵权现象较少；而在非正规企业的就业者，劳动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现象很普遍。此外，在农民与企业的关系上，反映最强烈的是工资拖欠问题，虽然劳动部门每年都有追缴拖欠款、整顿劳动力市场的行动，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建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长效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加大执行力度。
四、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的原因
（一）机制不健全，基础建设落后
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看，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得更为紧迫。我国现行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程度低的状态。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和服务手段不健全，致使市场辐射范围窄、信息迟滞，严重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服务功能。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经济的影响，各地劳动力市场发展也不平衡。
（二）市场分隔影响了市场效率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资源配置高效率的重要保证。这不仅使劳动力就业范围得到扩大，而且使劳动力就业质量得到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制度性分隔。在以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代表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工资体制仍带有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而在同一经济部门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较大，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也较为有效。由于市场上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态势，工资水平低，体制内工人能享受的高福利，体制外的工人却无法享受。这样一来，就工资和福利而言，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企业产权重组、就业重组、减员增效的改革。
（三）企业改革滞后，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
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主体，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使企业由原来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虽然我国近些年来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远没有达到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的地步。此外，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劳动力供过于求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而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缺乏整体规划及必要的宏观调控
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国家保证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调控劳动力供需总量，调控劳动力的流向和流量，克服市场机制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引导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然而目前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很不健全，宏观调控乏力，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找到调控和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的调控方式。
五、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
（一）大力提高人民素质
人民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提高人民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
（二）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
完善工资机制，使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工资制度，主要改革劳动工资形成机制，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着力于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工资制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市场分隔。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就要彻底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分隔。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助于减少摩擦性失业，而且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户籍制度，为了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劳动者和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四）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再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和功能。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大到城镇多种所有制的全部职工，将失业保险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为主，逐步扩大到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与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两种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和方法，尽快落实国家已确定的保险金收缴比例和办法。三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各种收费行为。把目前单独设立的各项有关的基金同失业保险金捆起来统一使用，使其与职业介绍、专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服务措施更好地结合起来。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并接受财政审计监督。
（五）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使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处理规范化。通过劳动管理机构和群众自我维护权利两方面的力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执法方面的管理。
（六）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研究产业结构时，我们应吸收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的阶段性调整是需要较长的过程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所占的比重由相对下降到绝对下降。伴随着农业进一步下降的发展过程，为第三产业创造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结构上协调合理，这对于实现总量平衡、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结语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有了初步发展，但还很不完善，尚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运行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诸多问题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和谐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迫在眉睫，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强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等。努力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迅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郭增光（1981―），男，河北保定人，本科，2004年6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子专业，工程师，高级人力资源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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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企业；相关性
根据有关经济理论，如果将财政支出的情况不纳入考虑范围内，则当税收向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方向倾向时，快速增加的宏观税负和税收能够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而当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具备匹配的增长速度时，税收才能与经济同步增长。作为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企业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成为各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的课题。
一、经济增长与税收现状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的相关数据，我国存着着长期并存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而不考虑某些年份，其还显示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税收增长速度的现象。近年来，在我国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其税收增长也在相应年份产生异常变化，随着我国分税制度的实行，GDP的变化呈现出基本相似于税收的现象，伴随着显著增长的税收，GDP也在迅速增长。根据经济与税收的相对增长情况，除去某些年份，税收弹性基本都大于1，不考虑体制变化，分税制实行后，税收弹性基本浮动于2附近，特别是某些年份，税收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情况下，税收受经济影响，优反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增长为税收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根据有关数据可以推论出超常的税收增长往往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但是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维持在9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这一点是否与经济规律相悖？为了研究和探索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回归分析，在对相关统计分析软件的借助中，对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索与分析。
二、经济增长为税收快速增长创造条件
（一）GDP总量与税收收入相关性
根据1985年～2010年GDP和税收收入T有关数据，利用DPS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可以获得简单的二者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从而得出其R2=0.98。总的来看，其拟合优良，然而DW的统计量却为0.158，与2相距甚远，因而使自相关现象的存在成为可能。利用统计学对相关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序列相关进行判断，残差存在着几期连续为负，又几期连续为正的现象，因而其存在着正自相关的关系。因此，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调整是必要的，通过对迭代法的运用，将AR（1）项进行加入，可以得到新的回归方程，从而得出R2=0.99（>0.98）。对数拟合要好于线性拟合。DW的值也从0.158增加到0.172，使自相关现象得以消除。因此，根据回归结果，GDP与税收之间具有相关性，但是属于对数关系而非线性相关。
根据经济增长率（GDPr）与税收增长率（Tr）存在的相关性，以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可以列出回归方程，从而得到决定系数R2=0.174。由此可知方程拟合较差，这一现象主要是受除了经济外影响税收的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税收征管的有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税收征管的强化，使宏观税负水平得以提高，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税收增长。通过将宏观税负（Trate）和GOP增长率（GDPr）作为自变量，将税收增长率（Tr）视为因变量进行新的回归，得出R2=
0.846。根据回归情况，拟合较好。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对应的就增加0.2个百分点的税收增长率。然而，同GDP增长率相比较，税收增长率受宏观税负增长率作用更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的宏观税负，相应的增加1.213个百分点的税收。
（二）税收收入受经济结构变化影响
税收一方面受经济总量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的产业往往对税收有不同的贡献。因此，通过将第三产业GDP（GDP3）、第二产业GDP（GDP2）、第一产业GDP（GDP1）等分别视为自变量，将税收（T）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列出回归方程并得出R2=0.993。由此可以看出，GDP1前系数为负，这一点有违经济理论，通过相关分析三种产业的GDP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因此，利用岭回归法对其进行改进，结合DPS分析软件，可以获得新的结果。根据相应数据可知输出的第一列被视为岭系数，然后将软件k从0到1默认，将其步长设为0.01，则一共有54个值，在这里只对10个进行列出，将第二列到第四列作为标准化，规范化的岭回归系数。若k值为0.21，回归系数向稳定方向发展，则可以得出这样标准化回归方程，计算出R2=0.964，F=167.325。从这一方程可以发现，第一产业增加值较少贡献于税收收入，每增加1单位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税收仅仅获得0.18个单位的增加；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较大贡献于税收增长，这一现象是由税收收入较大征收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流转税造成的。
三、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根据有关经济原理，任何税收都将造成人们自身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容易直接导致资本的减少或对资金积累产生影响，所以说，税收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税收往往通过主要税种、税制结构及宏观税负水平等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
（一）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相关性分析
样本选取来源于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分析事，将宏观税负（Trate）、劳动力增长率（Lr）、投资增长率（Ir）作为自变量，将GDP增长率（GDPr）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从而计算出R2=
0.882。根据回归情况可知，拟合较好。税收变量前面的回归系数为负可以看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宏观税负，将现将0.2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劳动力较大贡献于GDP也是受我国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
（二）经济增长受宏观税负的影响
受税收对劳动力收入、投资收益等存在影响因素的制约，其往往从劳动力和投资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因此要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回归分析，根据1985年～2010年数据，首先对投资与税收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将属于财政支出范畴的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支出增长率（投资的组成部分）、宏观税负（税收增加了投资成本，减少了投资收益）、研发费用增长率（研发费用受国家建立新技术产业时间的长短及科技实力强弱的影响，越高的研发费用往往能产出越多的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容易吸引较多的创新者从事创业活动，因而使风险投资需求增加）及（良好的经济走势往往能够为外部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等作为自变量（受利率水平对其影响较不明显，因此将其排除在外）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可知，投资受宏观税负的影响较小，受研发投入和人均GDP影响较大。在对劳动力受宏观税负影响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可以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宏观税负等作为自变量，将就业视为因变量从而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具有较差的拟合，同时宏观税负前具有正系数，这一结果似乎与理论解释存在偏差。但是，通过分析我国基本情况和正系数关系可知，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拥有较丰富的过剩劳动力，因而就业受税负的负相关影响往往在受沉重的就业压力下很快遭到淹没，从而使税收替代劳动效应的现象在我国较不明显的出现。
（三）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相关性分析
根据一般理论，相比于直接税，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因此，税制结构的变化（直接税与间接税构成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为了统一数据，将1985年～2010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直接税由外国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三部分组成，间接税由关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增值税构成。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可以将间接税负（ITr）、间接税负（DTr）、劳动力增长率（Lr）及投资增长率（Ir）等作为自变量，将GDP增长率（GDPr）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回归方程并可知R2=0.893。同样道理，受t不显著检验影响，直接税前面系数呈现正数，这一结果有悖于经济理论，因此多重共线性明显。通过岭系数回归的改进可以看出，当k=0.21时，回归系数向稳定方向发展，因此可以得出新的回归方程，计算出R2=0.824，SE=5.176，F=7.856.根据回归方程，每增加一个百分比直接税，相应的要降低0.1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结果看似不一致与经济理论，但是根据我国国情：较少比重的直接税，且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导；较小比重的个人所得税；较大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产业间接税。因此，间接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影响较大的结果也可以理解。
四、结语
结合我国经济和税收增长现状，通过回归分析可知，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经济增长为税收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税收增长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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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就业；经济结构；宏观税负
我国社会就业压力一直比较大。改革开放之前，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强制束缚，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失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深层次看，中国的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对于拥有众多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来说，在向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发生失业现象是一种必然。首先，市场经济原则要求经济主体对要素配置服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原则，凸显出劳动力的供给过剩。其次，结构性、周期性、摩擦性的失业的存在也会加重我国的失业问题。此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进入高峰期、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等原因，我国的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到了2010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908万人，登记失业率达到4.1%。考虑到隐性失业等各种因素，我国城市的实际失业情况其实更糟。
一、我国就业现状分析
近几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只能带动17万人就业，而第三产业可以带动85万人就业。根据2011年中国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统计年鉴，从1999年到2010，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了7837万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百分比已由1999年的50.1%下降到2010年的36.7%；第二产业净增5421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百分比已由1999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28.7%，从业人员占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没有太大变化；第三产业净增6512万人，从业人员由1999年的26.9%增长到2010年的34.6%，第三产业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在持续增强。从2004年到2008年，城镇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增加了近3218万人，约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86.645%。以上数据表明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增强，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图1 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吸纳就业人员比例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统计年鉴。目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这些政策主要表现为吸纳失业人员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如鼓励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稳定就业。以2008年9月底企业在册职工为基数，企业每新增加一名就业人员，就可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4800元的优惠；为了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规定对新成立的属于第三产业的企业，可以申请在一定期限内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等。
不过目前出台的促进就业政策存在税收优惠范围过窄、税收优惠主体过于微观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享受税收优惠的对象有限。从享受现行促进就业税收优惠的企业来看，主要局限于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服务型企业和商业零售企业，对安置社会剩余劳动力能力较强的工业、手工业、建筑业等行业。主要税收优惠受益对象局限于以下几类人员：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失业人员，享受低保并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非国有企业下岗的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则不在上述受益范围内。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人员就被排除在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受益对象范围之外，形成了一种“政策歧视”。（2）现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理论化，基本上只是简单罗列了一些具体规定，对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的重点企业和个人缺少详细的说明和注释。因此，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带动性和引导性，不利于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促进就业的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就业问题的解决，应把重点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和第三产业上面，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引导经济结构的调整，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使之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最大限度的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
（一）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有关数据表明，中小企业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80%以上的就业机会，并吸纳了75%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扩大，其吸收劳动力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由于我国多年来较重视大型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并未被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政策上没有大企业有优势，我国的中小企业一直没能发展起来。所以为了发挥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的作用，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政策，对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可以考虑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免征营业税，在所得税方面，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实行差别税率制度，对中小型企业或小型微利企业进行税率照顾。
（二）支持第三产业发展
2010年，第三产业吸纳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5%。第三产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能力强，所占就业比重较大。如上文指出，同样的经济增长条件下的服务业可以比第二产业容纳多得多的劳动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新的岗位。
（三）降低宏观税负
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是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仍然偏高。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通过实施较轻的宏观税负来保证社会财富能够留在民间，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增加就业。降低宏观税负，是一种间接促进就业的方法。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上升；成因研究
一、前言
在经济学领域，劳动力成本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概念，劳动力成本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低廉的劳动力曾经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与国际的接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呈现逐渐上涨的趋势，并且涨幅逐渐增大。为此，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出发，应对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有正确认识，并积极分析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原因，利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二、劳动力成本的定义分析
劳动力成本是指企业因使用劳动力而支付予劳动者的全部费用的总和，包括职工工资总额、社会保险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费、劳动保护费、职工住房费用和其他人工成本费用七大项。其中，职工工资总额是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企业人工成本的65%～70%。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企业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就意味着拥有更大的盈利空间，可以在国内外同行业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从而分析这种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并且长期保持世界最低工资的成本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报告，20世纪 90年代末，大陆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韩国、台湾、香港的十分之一。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大陆制造业与这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也小于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差异，说明大陆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客观存在的。2002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为 21.11美元，而中国大陆工人的时薪则为0.64美元。虽然我国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从工资水平增长幅度来看还是增长较快的。
三、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整体变化趋势分析
考虑到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依赖对国内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在总体变化趋势上是上涨的。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低廉的时期已经过去，从产业发展和企业结构的调整来看，对人才的需求量在进一步增加，由此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从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发展趋势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劳动力成本短期之内相对平稳。从我国目前采取的劳动力管理策略来看，短期之内劳动力的薪酬水平和社会保障缴纳总额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其增幅均在可控的范围内，劳动力成本短期之内会保持相对平稳的局面。但是随着社会保障的快速发展，参保人员的缴纳基数在不断提高，其总体发展趋势呈现上涨态势已经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应对劳动力成本短期之内相对平稳的趋势有正确认识。（二）劳动力成本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持续升高。从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过于依赖出口经济向积极扩大内需的内循环经济转变，内需和出口将会占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基于这一认识，劳动力成本受到了内需经济的影响，会保持良好的上涨态势，其总体发展趋势将会变现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总体上涨的趋势，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达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三）劳动力成本升高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升高虽然会对某些行业或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制约行业或企业的发展，但是从行业或企业的总体发展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促进了行业或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整合，使企业能够积极寻求改革和创新，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努力降低人工成本，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达到提高行业或企业发展质量的目的。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劳动力成本升高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具体成因分析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以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现状，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种因素：（一）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从目前社会的劳动力供应来看，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张，总体劳动力供应量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直接造成了企业用工紧张，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以及规模的扩大。为了维持所需数量的员工，企业就必须提高员工薪酬待遇，提升员工的保障水平。经过了解发现，劳动力供应与市场用工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导致了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平衡，由此引起了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二）生活成本的不断增长。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上涨给企业员工带来了现实的生活压力，如果不提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企业员工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为此，生活成本的增加，将消费成本转嫁到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使得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持续增加。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应对生活成本增加对劳动力成本升高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并采取具体措施，实现生活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同幅度增加。（三）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日益健全，培养出的人才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员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深，所具备的能力越全面，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但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还促进了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对劳动力成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提高劳动者的合法收入。此外，政府还对高技术型人才及行业紧缺人才实行了补贴政策，保证了企业能够招聘到急需人才，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正确认识。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成本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认清劳动力成本增加这一总体趋势，并从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生活成本的不断增长、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认真分析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成因，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研究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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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保障、人口健康与劳动供给关系分析
1.宏观分析。在宏观的发展来看，对于劳动力的研究是以城市或国家为单位的，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同时，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更为强壮的认知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有更多的倾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劳动力；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为劳动者的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保障制度下，劳动者在工作中患病，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由此避免了劳动者因为患病而收入减少的情况。
2.微观分析。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定义是劳动力个体能够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基础下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时间。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指的是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括潜在劳动力资源，而要想挖掘出更大的劳动力供给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潜在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对劳动力供给的支配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的劳动力供给往往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就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来讲，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当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在内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劳动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劳动力主体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就会有所变化，由此产生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二是健康状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主体越健康，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二、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现状
第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劳动者选择医疗机构是存在一定偏好的。一般来讲，劳动者只有在患上大病时才会想到去大医院就诊，而且一般会选择公立医院；劳动者患上小病一般都会选择去药店。在没有医疗保障时，劳动者患病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就医，但在劳动者加入了医疗保障后，患病就医的主动性得到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医疗保障的健全与劳动者的健康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女性劳动者群体中，未婚女性远多于已婚女性，而且妻子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与丈夫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劳动参与率高的已婚女性，其丈夫的劳动收入普遍不高。对女性劳动者而言，除了要参加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庭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何女性劳动者没有较为积极的劳动供给反应。第二，在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有很大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程度也较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健康也被劳动者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劳动者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时，会做出增加闲暇时间的选择，由此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就大大减少。而且，在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随着医疗保障的发展，社会对人口素质的重视度也大大提升，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在劳动参与中加入医疗保障的积极意义，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劳动者是否参与劳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如果是同样的就业环境，劳动者更愿意为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佣者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医疗保障显现出较多的不足支出，对于人口健康的积极效果作用不明显，很多医疗保障项目建设都不完善，整体发展还处在改革和确立的状态，不能帮助劳动者有效减少生活成本。而且，如果不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花费会极大程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净收益，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者支出结构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在解决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上，进一步研究当前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引入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如在报销比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作为保障参数，报销比例不仅应该包括医药费支出，还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情况，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报销比例，如此才能更好的将劳动者的权利表现出来。另外，在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起付标准也存在着问题，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起付标准成为了经济负担，是对其保障权益的损害，而且，医疗保险的期权由于最高限额而降低了价值。上述所说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问题，都对支出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很不利的。
2.解决措施。第一，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如果在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上，不把人口健康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医疗保障不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保持良好状态的劳动者会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出勤率，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对城市发展而言，必须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优化，以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为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流动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注重加强医疗保障，因为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在流动人口中，其又没有主动就医意识，必然会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整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阻碍。对于非户籍劳动力人口，在医疗保障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原则，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医疗保障要适度。医疗保障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只有保持适度的水平才能既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又满足城市劳动力人口健康需求。如果医疗保障过度，就会造成劳动供给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城市发展中，医疗保障水平必须控制在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其达到既能吸收外来劳动力，又能降低劳动成本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平衡的劳动力供给和最佳状态的劳动产出。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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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促进就业；税收政策；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故其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政策予以改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峻的就业形势，但效果并不显著，且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在国际环境变化莫测、国内市场竞争升级的大背景下，必须不断优化税收政策，完善配套措施，以此加快就业问题的解决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一、税收政策与促进就业的作用机制及其实施现状
1.作用机制。一方面是作用于劳动市场；受税收政策影响，劳动力供给状况会有所变化，如计划生育费的征收会对人口增长起到控制作用；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的收入和替代效应会影响公众行为；适用于就业培训、教育等机构的优惠政策，利于间接提升劳动者素质；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可减轻企业负担，进而增加就业机会等；同时劳动力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如优惠政策可使就业需求得以直接扩大，可通过刺激投资、稳定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促进中小企业、第三产业、外向型企业等的良好发展间接吸纳社会劳动力，也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用于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等。另一方面则是作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而言，主要是通过对政府、企业、个人的投资决策的影响促使社会正规教育、岗位培训、医疗保健、工作活动等发生变化，进而在劳动者数量和素质的变动下影响就业。
2.实施现状。自我国实施促进就业税收政策以来，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退伍士兵等特殊群体就业形势有所缓解，社会负担随之下降，同时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均不断增加，促使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配置得到了一定的优化，此外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进而吸纳了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制约了就业问题的解决，如因税收政策强调直接促进就业而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故难以在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重视劳动需求忽视劳动供给，致使政策难以奏效；具体设置有失合理，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强，优惠面广，税种形式有限，操作性较差等，影响了实施效果；此外法律约束不强，保障体系缺失、执行不力等也不利于促进就业。
二、促进就业税收政策研究
1.构建长效的税收政策体系。新形势下，我们应看到现行税收政策的缺陷，并使其与时俱进，促进就业，故我们要立足实际构建税收政策长效机制，以此促进就业增长稳定。
具体应兼顾就业和经济两者的稳定增长，继续深化免征农业税、统一企业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对就业有积极影响的税收政策，并针对经济滞后地区的宏观产业和税收政策，对资源税进行适度改革，以及为当地企业实施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此促使宏观税负合理化和区域发展平衡化；同时专设政策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如对农业病虫害防治、农技推广培训、农产品加工等企业减免所得税、营业税，以鼓励其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除了统一就业登记信息外，还可给予符合条件的毕业者一定的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教育费附加等优惠；此外还应赋予税收政策一定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以此使其能够顺利推广实施。
2.注重提高税收政策的层次。针对当下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应结合实际致力于税收政策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增加，以此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尽快解决就业问题。
首先应扩大政策的覆盖面，既不再局限于特殊群体，而是着眼于所有社会群体的待遇公平，故需要基于现有的扶持、优惠群体，将农民工、高效毕业生以及非国有企业下岗员工等纳入其中；其次是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再就业优惠证》为例，可对其人员界定、具体优惠、时间期限以及造价处罚措施等加以明确规定，以此使其得到合法、合理的利用；再者是增加税种形式，可以减免从事个体经营下岗人员的增值税，使合作企业、独资企业等与个体工商户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加大中央对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等；最后是提高政策期限的灵活性，如调整再就业优惠政策的规定期限，摒弃与当前形势不符的政策，适当延长残疾人税收优惠政策期限等。
3.强化劳动力供给政策管理。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症下药，故面对当下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局面，应充分发挥税收政策效用，以此不断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失业人员素质。
如针对第三产业，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根据行业差别实施比例不同的税率，采取降低注册标准、税收发票营业额，大力建设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减免新媒体税费等，并为其提供多渠道的金融服务；同时对中小企业税费进行革新，如给予更多的营业税、所得税减免以及贷款营业税免征等优惠，并优化其纳税服务机制，以此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顺利发展，进而促进就业增长[4]；另一方面则要借助税收优惠政策发展职业教育和开办民办学校，如减免接收实习学生企业以及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私立学校的税收等；而针对失业人员则要增设相应的培训机构，适当扣除培训、教育费用，并适当延长教育期限等，以此提高失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进而促进就业。
4.团结更多的力量促进就业。要想真正发挥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效用，仅靠税务部门加强管理显然不够，毕竟促进就业涉及面广，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为让更多符合条件的群体享受政策福利，并抑制税收犯罪行为，要求税务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提升税收服务水平，并强化管理、监督和执法，以此确保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与劳动、工商等部门的交流协作，可以基于信息共享确保政策的严格落实，如严格审查受惠群体资格，依法发放《失业证》等相关证件，结合社会力量进行监督，用于弥补管理部门的盲点等，进而促进就业稳定增长。
三、结束语
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实施效果并不乐观，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实问题出发，探索更为切实有效的税收政策，同时我们也应明白，促进就业是一项长期、系统而艰巨的任务，仅依靠税收政策是不够的，故我们还应协调配合其他政策和措施，以此尽快解决就业问题，促进我国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康绍大，陈金香.关于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的思考[J].财税金融，2012（02）.
[2] 张彦英.当前我国促进就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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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结构性失业的相关理论，并在对我国研究结构性失业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与分析了相关学者对结构性失业原因、类型以及治理对策的观点，明确这一领域目前的研究动态，为更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提供一个参照平台，以期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结构性失业；原因；类型；对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结构性失业成为我国转型关键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进行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结构性失业，并为该问题后续研究与解决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西方学者结构性失业理论回顾
失业现象的普遍出现最早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随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新技术的采用在带来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也因此普遍化、尖锐化，极大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稳定。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多次提到了结构性失业，集中体现在对结构性失业成因及表现形式的论述上。马克思认为，因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始终是人员充斥与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找出路。这种情形即对结构性失业的表现形式——一些行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一些行业存在空缺职位并存的描述。
此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失业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探讨和关注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了各具特点、侧重不同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其中新古典综合派学者托宾、杜生贝针对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局面，从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层面分析指出，由于劳工市场供求结构不适应会形成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发展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失业，他认为农业部门作为传统部门，人口众多但劳动生产率低，现代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高，从业人数少，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因此会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同时他指出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素质及工作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转移并不顺畅，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
二、国内学者结构性失业研究评述
近年来，我国“就业难”和“用工荒”共同存在的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对结构性失业的分析。总体而言，对其研究集中于分析形成原因，进行分类讨论以及提出解决对策这几个方面。对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失业中总量性失业问题不再突出，结构性失业逐渐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方面。熊斌（2001）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工资差距不断加大，并由此对结构性失业加剧现象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总量失业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张车伟引用近年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的绝对数并通过对其就业状况分析同样得出该变化趋势。
对于结构性失业的类型，当前研究分类角度各不相同。黄敬宝（2008）按照结构性失业的成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指出我国的结构性失业主要分为市场型结构性失业、制度型结构性失业和观念型结构性失业三种失业类型。
市场型结构性失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由于劳动力供需匹配不良造成结构性失业类型，该失业类型主要是微观视角下的失业分析的结果。具体来看，从供给方角度分析，成学真、王超（2005）指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中低素质劳动力所占比重较大，并着重强调了我国教育体系弊端对劳动力匹配度低的促成作用。张车伟（2008）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角度探讨了导致的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失业的相关原因，在分析过程中引入引致因素——经济增长，他肯定了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积极作用，即创造了足够的就业岗位，但同时认为经济发展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第二产业较之第三产业发展更为迅速，由此也就引致了生产制造型岗位的增长，而对于大学生集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性岗位以及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性岗位的拉动作用较小。陈强强（2011）等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角度分析了结构性失业问题，指出劳动力就业难主要是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造成的，这一观点结合了劳动需求方和劳动供给方双重因素进行阐述。
市场机制问题也是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内容。综合各家观点，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信息不充分、中介组织不发达、就业渠道不畅通等问题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另外从劳动力价格的引导机制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的工资制度并未完全市场化，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干预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劳动力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之间的时滞很长，造成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业。从我国特有制度角度进行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宏观因素对结构性失业助推作用。观点集中表现出在劳动力市场主体相互寻访过程中，实质是制度代替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发挥主导作用。孙强（2009）等人指出结构性失业与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都有很大关系。其中多数人循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及市场分割的分析路径指出在城乡市场之间、各地区市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阻，使其供给不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失业与招工难并存。除此之外，黄敬宝（2008）从法律体系的角度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市场中求职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无法有效地得到法律保护，所以他们宁可在当地就业、甚至失业在家，这个视角实质上可以归结成对宏观体制中各种福利制度以及协调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保障机制缺失的探讨。
以上观点着重于归纳了不同学者对于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非主观因素的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理论路径阐述以及通过数据统计的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分析。除此之外，心理学角度的阐述则试图从主观层面对结构性失业的原因进行补充，具体而言，供给方的就业观念以及就业预期超出现实也成为结构性失业的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大学毕业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就业预期过高，即使存在就业困难，也坚决不去小城镇或乡镇单位就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不同于以往农民工的自身期望和社会期待，在择业时也会出现预期与实际的偏差，同样列入结构性失业大军。
在对策方面，大部分学者从宏观的层面给出了建议，如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快就业制度改革等措施。有人侧重于从各个微观主体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徐林清（2006）在借鉴新加坡解决结构性失业措施时指出，劳资政三方主体要配合起来，共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其中对于就业再培训的经验，着重指出要提高就业培训工作的针对性，这些做法为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有的学者将分析视角具体化，李士梅，徐志勇（2005）着重从民工荒的视角给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失业的对策。康文（2003）从反面即培育健全结构性就业体系的思路进行分析，其中的培育、健全所有制结构型、企业组织结构型和素质结构型就业机制分别从我国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思路，在宏观对策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从微观主体角度给出了相应建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对于结构性失业原因的阐述大致可归纳为主观和非主观原因两个方面。对现存的结构性失业状态描述以及产生原因基本上提出了一致的见解，因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下存在重复性研究现象。归纳起来，从具体研究内容上看，在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视角下，结构不匹配或非完全匹配产生的挤占效应为结构性失业提供了主要依据，具体而言，从劳动供需双方对雇佣关系稳定性偏好的角度分析，相关研究指出尽管员工与岗位并不匹配，雇主也不会轻易换人，成为结构性失业的直接原因；在研究的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集中于对结构性失业进行理论阐述，个别学者采用数据统计和描述来进行实证分析，但是这些数据数据大多来自的官方统计，在估计过程中会与实际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在对策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偏向于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即从国家制度和教育体制完善等方面进行阐述，忽略了微观领域特殊性的考察。在对不同的结构性失业人群进行细分以后，针对结构性失业背后的不同成因，采取的措施应呈现差异化特征，以使这些措施最大化地实现治理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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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参与率；经济周期；劳动经济学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市场，其波动往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景气程度，是观测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力市场也非常重要，它对人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每个人一生都至少有一个阶段要参与其中，劳动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稳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丰裕程度往往被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人口结构的转变，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庞大的失业人群成为社会的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劳动力资源未被利用或者未充分利用的情况通常我们称为失业，失业率表示失业人口数占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数之和的比例。但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仅靠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来，劳动参与率也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小。与就业率相比，劳动参与率能够更准确地反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如果劳动力总量不变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表示经济活动人口减少，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要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一部分失业工人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失去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工人被称为“受挫折的劳动者”。与单纯的失业者相比，这部分“受挫折的劳动者”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失业者对寻找工作并未失去信心，尚属于经济活动人口；而“受挫折的劳动者”已没有了提供劳动的愿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一国的劳动供给将相对减少，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参与率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劳动经济学中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假说，第三部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影响劳动参与率的诸多因素进行划分，在理论基础上建立本文的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使用1990—2012年20年的统计数据，用OLS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第五部分应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二、理论基础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参与率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运行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波动的变化却有差异，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上升，而在另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下降。针对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劳动参与假说：附加性劳动力假说与悲观性劳动力假说。
这两种假说建立在成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周期的反应不灵敏的相同假设下。这个劳动力群体不管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总是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这个劳动力群体被称为一级劳动力。与之相对应，中年妇女和16—18岁的青年人组成的劳动群体被称为二级劳动力，二级劳动力经常会在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之间流动，参与率对经济运行周期有较灵敏的反应性；而他们选择的变动，往往也是引起劳动参与率波动的重要原因。
附加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经济总体水平下降时期，失业增加，为了保证家庭收入水平，二级劳动力走出家庭寻找工作。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反而提高，进而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
悲观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失业上升时期，一些一级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但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许多二级劳动力对寻找新的工作持悲观态度；对于他们来讲，相对于主动保持一种失业状态，寻找工作而未果或者被辞退带来的打击更大。因而他们宁愿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成为失业者。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正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从而导致整体劳动参与率下降。
在经济衰退时期，附加性劳动效应与悲观性劳动效应同时存在，但是由于两种效应作用方向相反，所以在经济周期中，劳动力参与率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波动方向。当附加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一些时，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大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当悲观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时，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存在正向关系。
三、模型建立和数据选取
（一）模型建立
为了着重研究宏观经济状况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分为经济周期因素Et和非经济周期因素NEt，其中非经济周期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制度等人口和社会因素。对变量之间进行简单的线性拟合，t年的劳动参与率LPRt可以表示为：
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在现实中变化十分缓慢，因此在短时间内，比如连续的两年可以视为变化很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影响t年劳动参与率的非经济周期因素与t-1年是相似的，因此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可以近似地看为就是t-1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更进一步，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可以用t-1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来近似衡量。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上下波动的循环运行过程，一般是通过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周期波动可以用GDP的波动来衡量。
这样，（1）式就可以变形为：
（二）数据选取和来源
根据（2）式，本文的分析需要两部分数据，一是劳动参与率，二是国内生产总值。
1、劳动参与率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但是各国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各有不同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附录中主要统计指标解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6岁以上人口，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
2、国内生产总值
相关数值显示，1990年—2012年中国的GDP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是历年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四、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出现，对（2）式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造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方程：
要验证GDP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需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3）式进行估计，以确定系数γ2。
（一）单位根检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对两个非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导致出现“伪回归”问题，即：即使它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决定系数，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扩展后的ADF检验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1、检验形式（t，c，n）中，t表示趋势项，c表示截距项，n表示滞后变量的阶数；
2、滞后变量阶数根据SIC准则选择；
3、***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表1可以看出，lnLPR和lnGDP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直接对（4）式进行OLS回归。
（二）OLS方程估计
用OLS法对方程（3）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由相关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结果残差不存在自相关；R2= 0974472，表明方程的拟合度很好；P值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的，因此方程（4）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五、理论分析和总结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GDPt的系数为-0.011434，即GDP和LPR呈反向相关；GDP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下降约0.01%。由于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周期，故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周期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对应经济衰退时的附加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家庭收入增加，因此并不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出外劳动以维持生活，二级劳动力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使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同样对应悲观性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一级劳动力不会退出劳动市场，同时一片向好的经济形势会激励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二级劳动力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变动趋势相反，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参与率降低，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在中国，第一种效应大于第二种效应。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如前面所分析，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央民生政策的实施，居民工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每个家庭愿意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逐渐确立，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部分收入对工资收入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由于非工资性收入不一定要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这种替代会使得劳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不同于其他短期因素的冲击，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这种逆经济周期的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我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还会继续下降。（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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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高职教育 专业开发 理论 实践
新经济理论的出现，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都对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经济领域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了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市场竞争力，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构筑新的、与经济发展同步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模型，以满足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和适应由此带来的压力。
一、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理论
1．两个重要的概念：教育平台和成组课程。 “教育平台”源于计算机科学中的计算机平台，由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中的若干课程之间，高等职业教育中文科与工科的若干课程之间，高等职业教育文科或工科不同专业中的若干课程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多相同部分，但由于各自服务的对象目标不同，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不能替代。但是借助于平台，他们中的一些相同的部分，就能服务于不同的对象目标体系。“成组课程”源于现代机械工业的成组技术。教育科学借助于成组技术的概念，将内容相关的学科组合成成组课程，服务于一个共同的对象目标，同样也能达到提高教育效益，降低教育成本 (授课时数)的目的。
2．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框架模型。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框架模型主要是由教育平台(P)和若干组成组课程(C)构成。在成组课程中又根据课程的特点区分为核心课程(H)和拓展课程(T)，所谓的核心课程是指该成组课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其服务对象相对来说比较宽广；所谓的拓展课程是指该成组课程中明显带有个性的部分和显著变动的部分，其服务对象相对来说比较专一。所以该模型又可简称为P-C(HT)模型，如下图所示：
第一教育平台：公共基础平台(P1)。该平台由高等数学、大学语文、英语、计算机基础等核心课程以及若干拓展课程构成。所有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到达这个平台。登上这个平台之后，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路径选择。一是进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文科类课程 (或者语言类、艺术类课程等等)学习；二是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工科类课程(或者农科类、医科类课程等等)。第二教育平台：大类专业基础平台 (P2)。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在登上公共基础平台之后，可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继续攀登大类专业基础平台。我们以文理兼收的管理学为例：根据现行的国家颁布的专业目录，文理兼收的管理学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大类专业，一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大类，二是工商管理大类，三是公共管理大类。第三教育平台：专业基础平台(P3)。学生经过努力在登上大类专业基础平台之后，可再次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社会需求继续攀登专业基础平台。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一个专业中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设立多个专门化方向。现以工商管理大类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市场营销专业可根据营销方向的不同，分为商品营销、房地产营销、保险营销等等，在商品营销专业中仍可根据商品的类型，分为汽车营销、家用电气营销、服装营销等等，在商品营销专业中还可根据商品的业态，分为电子商务、连销经营、百货经营，甚至移动商务等等。该平台由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等核心课程以及若干拓展课程所构成。其中的核心课程都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主要课程，无论哪一个营销方向都离不开这些课程。这部分约占整个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的50％左右，另外50％的课程，为拓展课程，是根据各个专门化方向的特殊要求而设定的，相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更容易发生变化。
以上是我们构建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框架模型的基本内容，当经济发展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时，我们的第一教育平台 (公共基础平台)；第二教育平台(大类专业基础平台)和第三教育平台(专业基础平台)，可基本保持不变或进行少量的变化，专业成组课程中的核心课程也可相对保持不变，需要变化的仅仅是专业成组课程中的拓展课程，而这一部分课程占专业总课时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技术和方法
本文提出的职业教育新专业开发技术和方法是在借鉴了国外职业教育开发新专业中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之后总结而成的，是建立在宏观经济分析、劳动力市场分析、职业能力分析和教学分析等四个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1．宏观经济分析。要开发一个新专业，首先就要对该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做出分析。这种分析往往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实现。通过分析，就能初步把握学校所在的经济区域内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哪些产业属于朝阳产业，就应加强开发相关专业；哪些产业属于夕阳产业，相对应的新专业的开发工作就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2．劳动力市场分析。一是潜在的劳动力市场(新生劳动力市场)分析。主要通过对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的总量进行分析，通过修正，得出每年该区域的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再根据普职比、大学毛入学率计算出今后若干年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数量。二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实时分析，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中获取有用的信息。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供不应求的职业有哪些，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职业有哪些，从而根据供求情况设置有市场需求的专业。三是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是否开发一个新专业，除了必须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之外，还必须考虑自身的情况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自身的情况主要是看将要开发的新专业是否具有相应的教师、教学设备和教学经验。而竞争对手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要分析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分析参与竞争的对手的总量，分析每一个竞争对手的具体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你无我有、你有我好、你好我特、你特我全”的策略。
3．职业能力分析。职业能力分析是新专业开发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做职业能力分析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1)选择合适的人选。职业能力分析应选择两类人员参与，一是来源于基层第一线的负责人；一是企业的领导者和总工程师。前者拥有丰富的生产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是对该职业最具发言权的人，他们能够准确地、直观地、生动地描述职业的种种要求；后者则是站在该行业的高处，能够清楚地了解该行业国际最新发展的动态和今后若干年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两者有机地结合是该职业能力分析的最佳人选。(2)兼顾长远，与经济同步。众所周知，教育需要一个周期，当前决定的事，往往要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有毕业生。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似乎在所难免。因此，职业能力不应只涉及到当前，还应顾及到不久的将来，即3～5年后的情况。(3)准确定位、定时。职业能力分析不仅要准确地提出某一职业所需的全部技能，还需要确定掌握某项技能所需的培训时间。这就要求计算每一项专业技能的重要程度系数、难度系数和频度系数，然后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该项专业技能获得所需的培训时间。
4．教学分析。教学分析是新专业开发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新专业开发的最关键的环节。教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职业能力分析中某个职业所需的全部专业技能点逐一转化成知识点，然后将这些知识点按照新的技术学科的要求组合成一门门新的技术活动课程。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的需求，教育自身的要求和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转换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必须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变；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入人才市场或有关行业产业进行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根据宏观微观经济理论和现状进行合理地预测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为专业开发计划的制定提供指导。在四个分析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调研资料，按照技术学科和能力双导向的指导思想，将专业按不同的内容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对每一方向进行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再结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分析，制定专业培养目标，进而设计教育平台、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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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税收负担 劳动供给 就业 税收政策
一、研究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就业形势正在不断僵化，国内劳动力供需矛盾逐渐突出。如今，怎样扩大国内就业、缓解我国国民就业压力已成为国内一大时事热点话题。讨论当前我国劳动力受税收因素的影响层面，对于有效解决就业难题、降低屡降不下的失业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税收及就业的关系的分析，大多以税收政策、税收优惠及就业和时展的关系为研究出发点。
（二）理论基础
总体来说，若考虑税收对就业的影响，多从以下两个方面：一、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二、税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此次本文主要从前者的角度来看，包括税收影响劳动总供给量及税收影响劳动供给结构。其中税收影响劳动总供给量主要体现在控制人口数量和影响人们行为这两方面，而税收影响劳动供给结构，也体现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及为失业者提供资助这两个方面。
对此，有一个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曾讨论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若假定个人福利总量由收入和闲暇两要素构成，而收入和闲暇这两个要素是定义在时间因素变量范围内的，则将个人的时间用于闲暇或用于挣得收入都将为个人带来福利的增长，但每个人可以用来支配的时间是既定的，因此将时间用于任何一个因素都将以失去将时间用于另一因素的潜在收益。
除此以外，国内也有一种有关于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理论，该理论谈到：税收的收入效应指的是对人们征税后减少了人们理应的收入额度，促使其为获得理想中的总效益而放弃闲暇、选择工作的效应；而替代效应是指当征税后人们收入下降，闲暇的相对价格上升，促使人们选择相对价格更高的闲暇的效应。因此，如果某一时间内征税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则改时间内征税对劳动供给起到了激励作用，即人们会主动增加工作、增加劳动；但若收入效应
二、我国目前税收及就业现状分析
（一）我国目前税收现状分析
由表1（注：表1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可以看出，我国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及广义货币中用于税收的比率都在不断上升，说明近几年税负率一直在上升。
（二）我国目前就业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经济仍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我国在危机浪潮中努力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在国内，长期的劳动供需之间的矛盾仍在日益加深，人口增长使得劳动人口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劳动力供给量过大，且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根据某官方统计显示，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的城镇人口仍将每年以100万的新增劳动力速度持续增长中，若考虑历年转下的140万下岗失业人员，则代表着每年有高达240万的总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若再考虑加上农村转移到城市的100多万劳动力，则这一数字又加至400万人。
表2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失业率基本维持在4.1～4.3%左右，这里不妨考虑一些官方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差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曾对此公开表示，其实在国内目前有高达2亿的人口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我国城镇人口失业率实际上远远高于官方登记的4.2%，背后真实的数字可能在10%左右。可想而知，中国社会目前就业问题的严峻程度。
三、我国现实的税收与劳动供给关系
针对目前日益困难复杂的就业形势，我国政府一直在相关的税收政策上不断创新，以期利用宏观财政工具拉动国内就业。特别自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继续实施向上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国内就业；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上也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与再就业。通过国家巨额的财政投入及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短期内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我国目前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急需解决：
（一）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涵盖税种较少，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中有关于拉动就业的政策主要惠及在某些地方税种里，如：营业税、所得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等，而对于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其相关的优惠政策很少。这不仅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税收拉动就业的相关政策效应，也违背了当初设立政策的初衷，此外，通过减免某些地方税来拉动整体国内就业情况，这就相当于将国家财政的压力转嫁到地方财政上，这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适得其反。
（二）设定税收优惠政策的时间跨度短
举例来说，自2003年1月1日开始，有一系列诸如《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等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但设定的截止期限大概为2005年12月31日，从此处可以看到国家在某阶段的确考虑到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急切需要，但也反映出国内税后优惠政策的期限过短，没有放眼于长远目标，缺乏长期稳定性，因此对于时间跨度这款仍然需要逐步补充完善。
（三）目前相关税收政策执行力较低
当前国内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以临时通知或补充规定的形式出台，对于某些处理个案问题的优惠政策也没有形成完善、有秩序的法律规定，因此，国内相关税收政策随意性太大，致使目前不少的优惠政策被错用滥用，实现不了本该有的政策效果。
四、提升我国税收政策促进就业价值的现实策略
综上所述，为了缓解复杂困难的就业形势，我国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上都采取了各类措施，但要么就是收效甚微，要么就是无法完全根除问题病根。由此，我们应该在优化税收政策及其他可实施性的实际操作中入手，以真正降低我国的失业率，提升国民幸福感。
（一）鼓励中小企业壮大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减缓就业压力
近些年来，在国内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整体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国有企业、集体和乡镇企业的就业岗位减少，而同比之下，私人企业、股份及外资企业就业岗位迅速增加。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国内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这在新增就业机会中占据了80%的极大比例，是我国解决就业的一大主力军。因此，政府应当调整税收政策方向，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例如降低我国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率，采用加速企业折旧、放宽企业费用列标等其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投资补贴以及针对中小企业贷款贴息予以免税等。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吸纳劳动力也越来越多，从大势来看，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必将成为今后的一大就业趋势。目前在发达国家，大多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数高达劳动力就业总量的70%，而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由此，大力发展我国第三产业是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协调地区间不平衡发展，提倡劳动力转移至我国中西部地区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发展相对缓慢，由此导致诸多矛盾：例如高级管理人员、IT技术人才外流等，这些现实状况非常不利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时也给国内东部地区的大就业形态造成侧面压力。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现状，给予落后地区的相关部门和企业投资抵免等更多的优惠政策，扩大企业再生产，提升企业的创新优化能力，鼓励中西部相关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对于自愿到西部创业的有关企业和个人，给予更多的税收政策支持，以快速促进劳动力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四）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当前出口退税政策改革
首先，应立足国内严峻实情，适度调高对外依赖度较高并且划分在就业密集型类别的相关企业的退税率，例如玩具出口、纺织等相关行业，增加该类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通过此类措施支持国内出口型企业的生产，以进一步改善我国当前就业现状。
（五）减轻劳动力供给并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强其就业能力
劳动力的供给量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人口数量，还取决于劳动力的参与率，因此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数量，另一方面要降低劳动力的供给，进而实现降低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目标。相应可供考虑的税收政策有：鼓励个人及企业增加教育投资，并落实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家庭的教育投资考虑在个人所得税中列支扣除，而企业的教育支出，允许在税前扣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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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摘 要：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30余年，韩国将经过40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招工难；工资增长；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On Wage vs. Labor Productivity
CAI F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haracterized by labor shortage and wage increase to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urning point at which working age population stops growing and dependence ratio stops declining took over 30 years in Japan, and it will take more than 40 years in Korea. Such a time slot for China to pas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is 9 years at most.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experience can well explain why the labor shortage has been so severe and wage increase so fast.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ge growth depends on whether the enhanc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can keep pace with or even surpass the wage increase. It provid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how labor productivity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difficulty for recruitment; wage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2012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地热点和难点，而且严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令人费解的是，不久以前，人们还深深地沉迷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幻觉，何以突然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招工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严格地说，劳动力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企业能否雇到所需工人，取决于能否支付工人所预期的工资水平。提高工资的能力，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都在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同步提高。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说，不涨薪是等死，涨薪是早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企业能否生存，则在于劳动生产率能否赢得这场比赛。
遭遇到动荡的世界经济负面打击，也经历了以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为优先目标的宏观调控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有所减速。然而，不像以往那样，实体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就业冲击。与人们预期相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常态，为劳动者免受就业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屏障。201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1%。周期性现象常常预示着结构性变化，因此，从表面周期现象看到背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有助于决策者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防止以短期的手段解决长期问题的缘木求鱼倾向。沿海地区部分企业的经营困境，看似缘于出口不振和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问题，即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则是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的转换，各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同时存在，提出崭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早熟特点，对劳动力短缺现象和工资上涨的前景做出判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提出政策建议。
一、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了。
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Lewis, 1972；Ranis and Fei, 1961）［1］［2］。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 1968）［3］，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 1982）［4］，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许多我的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蔡、杨涛、黄益平，2012）［5］，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移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二、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
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
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 2010）［6］。
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约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2008）［7］。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争取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三点。第一，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现象将继续存在，产生对工资上涨的压力。第二，在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中，两者能否保持同步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一些，是工资上涨健康与否的关键，做不到这一点则会导致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第三，单纯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不能长久支撑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及陷入“失去的20年”的日本经济，都是因为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惊险的跳跃。具体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两条途径，分别要求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予以开通。
一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就是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经典路径。计量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为82%，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343%。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一贡献因素将趋于下降。不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转移仍有潜力，未来的转移主体，将是那些年龄超过40岁，跨地区转移有困难的农业劳动力。根据人均GDP为6000美元到12000美元的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看，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每年至少要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程度上尽快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有利于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可获得。
二是通过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集中。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要想生存就必须通过采用新技术、改善管理、改革体制、提高职工素质等手段获得技术效率。如果存在一种竞争环境，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效率低的企业相应萎缩乃至被淘汰，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就会良好，因此有利于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农业比重已经很小，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已经微不足道，因此，其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表现在技术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企业。例如，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到1/2（Foster, et al., 2001; Foster, et al., 2008）［8］［9］。
妨碍中国经济通过上述两条途径实质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在于探索动态比较优势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在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从而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投资者和企业必然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和调整，相应地，也要承受转型的成功和失败后果。要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将这种探寻健康地进行下去，需要构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即让失败者退出，把成功者留下并由此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形成一种适当的风险补偿和分摊机制，帮助投资者敢于和甘于承受创新的风险。如果这种创造性毁灭机制不存在，社会的这种旨在探寻比较优势的风险投资，相比其应有的水平就会低很多。这时，探寻动态比较优势的努力，就会呈现出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单个的投资者和企业缺乏激励去做，因而，政府取而代之或者介入其中，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正如可以看到的，这类政府干预可以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战略和政策之中。首先，在诸如实施产业振兴规划、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等产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长期发展政策中，政府实现着干预投资领域乃至直接进行投资等意图。其次，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时，政府通过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或直接投资于自己确定的优先领域，并存在把刺激政策长期化、常态化的倾向。再次，政府通过对企业、行业、产业进行补贴等保护性政策，实现自身的投资与扶持意图。现实中，上述三种政策手段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和协调执行的。
这类政策手段潜在地具有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首先，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加速，具有与这类地区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倾向，不利于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例如， 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其次，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比重过高，国有经济仍然具有垄断地位，相应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在国有经济受到更多的保护，并且相应地形成对非公有经济相对抑制的情况下，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
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没有劳动生产率根基的工资上涨趋势，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既不能违背劳动力供求关系抑制工资上涨趋势，也不能人为推动工资上涨，而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良好的优胜劣汰政策环境，让各类企业充分竞争，达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Lewis, Arthur.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 in Di Marco, L.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75-96.
［2］ Ranis, Gustav and Fei, John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4): 533-565.
［3］ Minami, Ryoshi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2(3):380-402.
［4］ Bai, Moo-k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J］.Developing Economies,1982(2): 117-140.
［5］ 蔡,杨涛,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 Kuijs, Louis . 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R］.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0,No. 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7］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08［R］.the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1-2-10 Hirakawa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3, Japan:23.
［8］ Foster, Lucia, John Haltiwanger and C. J. Kriza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M］ .NB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Foster, Lucia, John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98):394-425.
篇1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民工荒 就业能力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随着生产要素流动性提高，中国正走向开放发展的新道路。目前，中国有超过2.5亿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与城市各方面联系紧密，并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农民工群体被城市边缘化是现今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乎我国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和强国梦的实现。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分析“民工荒”问题，都会关注一个共同的影响因素，那便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供需存在不平衡问题。可见此因素对“民工荒”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调研入手，以其就业能力缺陷为突破口，分析总结“民工荒”产生原因、影响及应对措施等。
二、农民工现状研究
（一）农民工就业与就业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7省6232名农民工，调查发现农民工最关心就业和报酬方面，可见报酬的增加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研究就业亟需解决的两个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的转移和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现今国际经济竞争趋于紧张，以高附加值、自主研发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转变与升级对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供需失衡凸显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我国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关口，在自我认知、价值观念、发展需求、社会认同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他们为城镇化的发展做出大贡献，成为城市发展重要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约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乏；用人单位重使用轻培养，过于强调实用性；就业能力提升渠道有限，方法较为传统；自身法律知识贫乏，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制度观念淡薄，安全常识欠缺，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供需失衡成为首先解决的问题。
（三）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
教育程度低、技能缺失等原因是均是农民工群体就业能力开发需要突破的瓶颈。由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资源短缺和缺乏相关劳动技能，在城镇的就业机会减少。其次，就业的稳定性和劳动报酬受影响于劳动技能的差别。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看，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唯有受过较好培训的人员才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
由此看来，探讨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结构要素、供需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农民工就业能力对策是一个重要的现实的民生问题。
三、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现如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已愈发激烈的，农民工已然成为城市迅速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学历水准高，价值取向多元，融入城市意愿强”等特点。政府对他们的就业能力水平也日益关注。要根本上了解并解决这一举措的重点是对其就业能力进行评价，其重中之重在于设计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评价体系。
（一）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立原则
对此，在基于大量的文献理论分析和实践调查，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由多重因素影响并受其牵制，就业能力的结构复杂，众多，评价体系的纷繁多变，又缺乏较为成熟的符合国情和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分析框架。因此，为了使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既体现主体本质，又符合评估实施要求，我们确立以下准则：
一是系统性与层次性原则
二是动态性与稳定性原则
三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四是简明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二）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本文参考Fugate的衡量就业能力的维度，分析构建量表，包括个体适应能力、职业认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此，我通过从自我开发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人际交往能力、接纳变化能力、自信心和毅力、交际面范围、市场意识、社会阶层地位，亲属、朋友支持、一般关系支持、性别、年龄、教育、技能、健康等等的十五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进行研究，从而提出科学有效可行性路径，提升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水平的界定，我们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做了系统的层次分析，如下：
一是微观个体因素是在变幻市场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就业，保持现有工作，并争取更好职业发展机会原动力；
二是中观环境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维持现有岗位，实现岗位流动性的保障；
三是宏观环境因素，包括国家/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人文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在提高自身就业能力的水平或捕获禀赋性资源权利公平的基础。
（三）就业能力评价构成因素表
本文通过全面分析就业能力，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体系，以便清楚识别影响这一群体就业能力的复杂因素，从而通过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和宏观政策与需求这三个层面分析讨论提升就业能力影响因素。
最后形成的就业能力评价构成因素表详见下表。
四、长三角地区农民工问卷调查
该问卷主要调查了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缺口和影响因素等。问卷共发放513份，收回有效问卷46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1.3%。本项目以长三角地区的民工为调研对象，采取等比例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名单。
（一）研究区域：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经济发展迅速，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域。因此本文基于宁波，杭州，温州三个主要地区的调研活动，主要研究长三角的农民工就业问题。
（二）研究内容
本次研究通过调查数据，从农民工的自身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社会资本特征和心理资本特征等方面，清楚了解样本数据中农民工生存的现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缺口进行统计描述性分析，把握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因素。首先对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探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心理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根据分析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缺口，认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是他们获得和保障工作能力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缺口在于社会资本缺乏、素质提升有限、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最后据此从农民工自身、企业和政府三个角度解析产生民工荒的原因。
（三）研究结果
基于实际的调查结果和该群体的特殊性，本文探究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相关要素，相对城市居民，新生代农民工看、具有较重的家庭负担、较差的居住和工作场所、较低的同群效应、薄弱的就业和创业金融资本和社会网络支持、较差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高成木工作流动，这些都影响其就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向上提升。此外，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和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与公共服务享用中的弱势地位。政府在保障措施的提出及实行方面，很多地方没有具体落实，以及政府部门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不够坚决。因此，通过基于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质性分析，考察了就业能力从个体，企业，政府三个维度要素的具体现状及其与农民工就业捕获、维持和调转的影响机制。
五、民工荒原因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
1.工作经验不足。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年龄越小代表着经验累积的不足，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工作经验的累积，其对工作的掌握程度和灵敏程度也会随之加强，提高工作就业的能力。
2.相关技能掌握不足。现如今多数企业需要招聘的是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人才，而农民工的学历水平一般较低，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高学历的人才很少，且接受的培训较少，无法适应新时代下就业的需要。
3.就业理念发生改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改革开放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对体面的工作与高品质生活有了很高的追求，不愿继续作为流水线上的低薪打工者。
（二）企业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偏差。基于管理意识的偏差，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总体来说管理方式落后：一是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二是薪酬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三是缺乏对农民工的培训。
2.企业的用工选择。长三角地区在历史上经济较为发达，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聚集。企业由于工种需要及劳力需求，对劳动力的年龄及性别有人为的限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通过调查发现：“青年型”劳动力仍是企业用工需求的主体。一些流水线工作对女性劳动力需求远大于男性劳动力，造成男性劳动力过剩，需求失衡。这些企业的用工理念加剧了用工短缺的矛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和男女劳动力需求不平衡是导致“民工荒”的深层原因。
（三）政府
1.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阻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一大原因，从侧面来看，这也造成了民工荒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存在“一刀切”的问题。社会保障的承担比例过高，对农民工造成较大的经济压力，而难以获得实质性的保障。因此，我国农民工参保比例非常低，解决该问题需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群体特点。
2.政府“城市化”政策。受到城市本位主义思维的影响，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为农民向城市的合法工作或合法定居设置了层层障碍，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并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维护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相关权益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3.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西部的迅速崛起，原来自于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区的农民工选择转向中西部地区。而企业聚集的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则因农民工流向变化出现民工荒现象。农民工流向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造成这些地区民工荒。
4.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近年来，中国GDO以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数量增长，国外产品制造向中国转移等，使得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密集产业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增长。劳动力的供给增长落后于市场需求增长，由此出现短暂的结构性民工荒。
六、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开发对策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工就业能力开发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政府的引导。国家需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地方政府需正确落实这一方针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发展的关键。
（一）微观：个体――提高自我增能意识以提升就业能力
进入市场的每个劳动者都应提升自身技能与素养，为就业做好积极准备。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应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中等教育等教育方式学习新技能，工作后也可以选择成人教育来提升就业能力。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加强自身学习的主动性。新生代农民是应积极主动地参加企业举办的培训，寻找合适的学习机会充实自己，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在将来的职场中有更好的晋升空间，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最后，新生代r民工也应遵守城市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约束；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从自身做起，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及市区的活动，加深双方的了解，进行“破冰之旅”。
（二）中观：企业――转变用工制度以应对企业变革
对于企业而言，这群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很重要的人力资源宝库。毕竟，新生代农民工是其最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意愿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企业方面要提供给农民工更多形式多样的培训课程，不仅可以激励职工发展自己，还能促进产业的升级。再者，企业应按照现有的政策规定，结合企业现今的状态，从而规范内部规章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有能力者有着晋升的机会，并在精神上尊重他们，让他们享受该有的权力。要提高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改善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减轻其负担。
（三）宏观：国家/地区政策――规范市场行为和弥补市场经济缺陷
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角色主要体现为：在制度性开发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工资、保险、晋升、奖惩、合同解除等方面享受到平等待遇，激发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性。政府还应加强制度落实工作，确保制定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七、结束语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缺口，首先农民工自身要有积极的态度，主动寻求发展途径；其次，企业方面应承担责任，致力于农民工技能素质培训；政府层面应为此出台保障政策，并适当干预国家宏观的发展情况。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还处于探索性阶段，有关该群体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篇13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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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
关键词:福利
中国汽车市场现状
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从两个角度来说,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宏观上,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外的厂商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使得竞争进一步激烈;微观上,企业面临不得不降价的处境,处在亏损的边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汽车进口关税就一直在下调,这是履行WTO的义务,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鼓励竞争,优化中国市场。在2004年底,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下调到了8.9%。2006年7月1日,我国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到25%。这都是为了履行WTO的义务。同时,中国早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近百家汽车企业的混乱局面,所以国家降低关税,就会下降国外汽车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使得其更具竞争力,从而使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内企业的售价就会相对较高,使得其不得不退出市场,达到优化市场的效果。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的国外企业进入了中国,搞起了合资,本质上就是以技术换市场。这里面有大众,标致,丰田,奔驰,宝马等公司。根据2000年的资料显示,中国汽车市场份额中97%属于合资企业,而20多家国内企业仅仅占到了3%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的汽车企业就是在夹缝中生存。
在2004年11月22日,东风标致实施降价补偿的销售策略,引起了中国汽车行业的轩然大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竞争之激烈。好多的厂商也都不得不推出降价的策略,这无疑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幸。2004年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汽车的亏损面达到了16%之多。
除此之外,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先后推出了关税下调预期,取消进口配额、实施《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进口车自动许可登记办法,整车特征办法,落地征税政策,允许外商进入汽车服务贸易领域等政策,这无疑对于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汽车市场现状的分析
04年中国汽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91%,销量占世界总销量的8.41%。数字比较,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汽车进口的国家。理论上说,降低关税有利于消费者的福利。但是进口的汽车大都是高档车,对于这一部分的消费者来说,他们不在乎这辆车的价格,而是车子带来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更高的价格,会有相对少的人来买,这样就会使得这一产品在生活中比较稀缺,使得消费者感到了更大的满足感。这是高档车所特有的虚荣效应。
06年1-5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1.6升及以下排量轿车占轿车销售总量的54.22%。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的汽车销售以低档车为主。低档车为主的销售数量跟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分不开的,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270美元,就是说普通家庭买得起车,但是只是买低档车。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买车是一项相对大的消费,所以需求弹性会比较大,就是稍微高一点的价格会使得有较多的消费者选择不再购车。所以对于低档车的售价和消费税更低的话,消费者的福利会增加更多,而且会增加很多。
统计资料显示,06年1-5月份中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销量249,17万辆,市场占有率是83,77%,同比增长0,59个百分点。前十位依次是: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北汽,奇瑞,哈飞,广汽,吉利和江淮。记得我们关注的是奇瑞与吉利两个企业,他们是中国自主研发企业的代表。这两个企业的产品都是集中在低档车,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里,低档车是大众需求的,是销量最好的。下面的资料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奇瑞、吉利和华晨产销同比分别增长72.15%、55.62%和62.11%。
04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是21辆/千人,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33辆/千人。从市场的饱和度来说,中国的市场还尚未饱和。04年欧美系车型在国外的价格是:标致307(2.0L)19.0万元,帕萨特V6(2.8L)23.0万元,奥迪A6(2.4L)28万元,宝马325i 23万元;而在国内这一数字分别是19.2万元,32.0万元,39.5万元,40.8元。所以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有超额利润的市场。
中国汽车企业的策略
首先,在竞争的市场里,一个企业想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话,根据竞争性市场供求关系,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无疑是最根本的策略。我们从技术与劳动力两方面考虑。
对于中国的汽车业,其技术大概是国外30年前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技术引进。因为专利保护是30年的期限,所以我们的企业就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以中国的要素禀赋来看,中国是一个劳动密集的国家。对于中国现在的汽车企业来说,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所以其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比较大,在考虑引进西方的过去技术方面,资本相对劳动力的价格比小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率,所以引进西方过去的技术是有效率的。
说到中国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是世界上相比很便宜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0.9美元/小时,是墨西哥的1/3,是韩国的1/9,是英国的1/21,是美国的1/25,是德国的1/37。所以中国的汽车企业就可以就地取材,中国的中年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当然对于青年劳动力来说,他们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很好的培养潜力,因为他们接受新技术没有沉淀成本,也没有就技术对其的锁定效应。无疑对于汽车企业还是劳动力来说这项雇用关系是很好的:企业可以得到廉价的可塑造的工人;工人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工作。双方的福利都是增加的,双方都是获益的。由于中国的90年代的下岗,有很多比较有技术的,但是年纪比较大的技术人员存在,这些人是低廉的劳动力。对于每个下岗的人员来说,他们不再会要求有很高的薪水,一旦没有找到高薪水的工作,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也失去了眼下的比较低薪水的工作了,因为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选择这项低薪的工作。所以这些下岗的人员可以为新兴的企业作为技术人员雇用。
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的民营汽车企业的成本很低,一是他们有西方的技术可以引进,在技术上,因为民营企业没有沉淀成本;二是中国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很廉价的,但是好多也是由于被迫下岗的比较有技术的人员。
但是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降低了生产成本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西方不认为我们是市场经济,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调节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所以呢,对于厂商来说,要想知道消费者的选择,就必须了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做市场调查。这里有两个方面:宏观与微观。宏观上,调查市场上各种车型所占的销售份额,这样有助于厂商可以做出决策来生产哪种车型,生产多少。微观上,对于某种特定的车型,消费者的偏好,这样消费者就能够做出生产成本的分配。
宏观上,在中国的销售量中,1.6L及以下排量的汽车占总销售量的52.44%,也就是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以低档车,小排量车为主。微观上,美国近几年做的一个关于消费者偏好的调查显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偏好的是汽车的款式而不是性能。”每年日本生产的汽车中23.4%的汽车有一个较大的款式的变化,而美国国产车这一数字仅是15%,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汽车在美国畅销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好的就是拥有自己的技术。真正的生产出具有垄断性质的产品就要自己做R&D,生产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同时又受消费者欢迎的汽车。就像海尔推出了微型冰箱一样,中国的汽车企业通过做R&D可以生产出消费者喜爱的车型,拥有自己的专利。但是现在我们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落后于西方企业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消费者,了解中国的资源,了解中国的风俗,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企业的优势,从中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出发,设计出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车型。在中国的市场上制定我们中国企业的规则,让西方人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则来生产汽车。现在汽车产品不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更多的新的领域,比如汽车里的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等等。还有就是适合中国的家庭用车。真正的产品升级是在现有的技术上添加的辅助设备,或者是动力设备的改进。现在世界上已经推出了太阳能动力车,电力车,氢能源车。所以现在的产品升级集中在动力改进,人性化设计等等,中国的汽车企业可以在这一领域开发自己的新产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管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尤其像汽车这种生产企业,企业的管理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技术人员采用发明奖励制,让工程师从自己的发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这样有利于加快技术的创新。对于车间工人,采用奖优罚劣,每天下班都会公布一下表现最好的和最次的。连续几次最好给与物质奖励,连续几次最次则会被开除。对于管理人员,其工资可以由基本工资加上生产提成组成,增强其管理生产的积极性。管理就是本着人都是理性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的,物质的奖励是最有效的这几个原则。
中国政府针对汽车产业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