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也许是历史的原因，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的起源地，总是在行动上与这片土地的天然气质带着一丝牵连，怀柔而含蓄。

说到中国的改革，势必会立刻联想到当下谈的最热的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倘若要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律的解释，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会说，中国改革走到目前这种状况，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从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开始，从传统政权势力最不关心的地方和领域开始，最后接触到中国改革最核心问题。

不论采取的是什么途径，要想取得改革的实质性成功，最终必将触碰到维持社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现阶段放入历史中来考量，中国正在走的是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动作为最终实现法治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探究中国这种如同“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如何能够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经济学家们将中国这种改革模式称为――渐进式改革。

这不同于前苏联休克式疗法，搞一夜之间的大巨变这种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这种“渐进式”是有好处的。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年历程，虽然改革的过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线却相当清晰，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改革的目标也愈加彰显。改革从微观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观领域，这在逻辑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们改革措施和强度都是针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承受能力来确定的。也许正是这种怀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的方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会以这种方式步入法治经济。

我们的市场经济现阶段来讲发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基石，比如缺少商业传统、公民民主与公平意识，政治体制传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服务市场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体系的失衡。在产权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13条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虽然法条上有明确体现，但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在哪里？又如国家的一种无形产权，如国旗、国徽、“中国”字号等，商誉就意味钱，这也属于国有资产。因而不应只将国有企业限于国有资产，它还包括国企外很多内容。在市场准入、交易与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没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刚颁布不久的《反垄断法》，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来保护或者说培育竞争文化，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法律有效调控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前提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我们可以说《反垄断法》是很先进与科学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决现实问题才是优法与恶法的关键。倘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被高高挂起、虚置一旁，很难实现其调控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功能和价值。还有，法律对一些特殊主体保护过宽，如“三资”企业法应给国民、外国人统一的待遇，统一标准、规格，使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展开公平竞争。此外，还有作为法治经济精神基石的诚信的缺失。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创新的过程，而且只要我们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对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设计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间就发生彻底的变化的。任何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有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承继性。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确认和保障市场经济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的法律需要变，确认和保障市场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法律需要变，为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而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需要变，在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经济活动中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需要变。因为这种历史的变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向着法治化要求的改革，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且只能是渐进式的，它不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微观主体发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不像以往暴风骤雨那般。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篇2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

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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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突破了思想，认识到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不是判断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依据，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市场经济具有普世性，于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必然具备一些基本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在分配制度上，实现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我们国家采取了政府干预主导型的监管机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监管，在市场经营的过程中适时采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政策手段对市场的发展进行引导与调控。以政府为主导的这种监管体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得以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得以完善[1]。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市场化改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这表明了，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可以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资源。

二、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时面临的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矛盾逐步显现了出来： 最主要的是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审批过多，有些靠市场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政府却进行干预，由此造成经济运行效率相对低下；国有企业垄断，挤压民有经济发展；政府控制社会，阻碍公民社会发展，形成强政府――弱社会或大政府――小社会的势态，离开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境界相去甚远[2]。

我国现在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持续提高，我们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慢慢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继续依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就是政府投资比重过高，相应的，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而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的行政保护，往往拥有行业垄断地位，这些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却因为行政保护而盈利，政府出于对产值、税收、就业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的考虑，不愿意做出让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退出经营的决策，这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难以具有高的资源配置效率[3]。

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和结论

中国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4]

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让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生产经营决策。

2.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直接干预

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不再继续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撤销一些以前主管企业的专业部门，放手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职能转变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也就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3.建立适合的市场监管体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首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切实转变监督管理的指导思想，要从过去的直接监管思路转变为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的思路上来，转移到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上来，把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市场监管工作的标准，积极推进市场监管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不过想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确实需要进一系列的条件和制度环境。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佘源.中外市场监管比较研究及启示[J].学术论坛，2010（11）：111-114.

[2]郑炎潮，卢晓媚.市场经济与发展主体转型―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转为民有制经济为主 [C].市场经济与转型升级――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2011（11）.

[3]蔡.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W].人民日报，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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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资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01-02

一、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概述

（一）资本产生和存在的条件

从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来看，资本并不是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都可以寻到资本的足迹，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离不开资本。只是在不同社会，资本存在的形式和状态不同罢了。资本产生于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在商品市场上，商品生产者看重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卖”而生产，看重的是商品价值。准确地说，是为了获得增值的价值，而能够增值的价值就是资本。

资本产生以后，它的存在需要一定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简单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1]资本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资本对于价值之外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在于价值增值，而价值增值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商品和货币的流动就是价值的运动，运动为价值的增值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存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价值增值实现的另一个条件便是竞争，竞争取胜才能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商品生产者总是通过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使其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总的来说，资本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资本存在和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具体到一个企业，就是利润最大化。

（二）资本本性和运动轨迹

马克思将资本的本质内涵剖析得淋漓尽致。首先，资本的本性在于增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2]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资本。无论资本处于什么形态，都改变不了这一本性。其次，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一旦停止运动，资本也就失去了本性和生命。“它是一个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3]第三，资本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本不仅生产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也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3]资本的这一生产和运行轨迹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

（三）资本发生作用的范围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逻辑顺序是商品、货币、资本，这同时也是历史顺序。资本发展到今天，作用范围越来越广，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资本是世界的，没有国界的，跨越民族、国界、地域。

资本的涵义是随着社会生产条件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不断变化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强调和分析的是产业资本，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资本发生作用的范围扩展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虚拟资本、实体资本、工业资本、农业资本等，凡是产生剩余价值的都是资本。资本是没有边界的，它可以渗透到一切领域，使一切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甚至人力资源都资本化，都具有资本的属性。

（四）资本与市场经济

资本具有一般性，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都会有资本和资本运动[4]。资本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资本是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核心机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更高级形式，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商品经济，所以资本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为资本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资本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资本运行的场所，而没有资本，市场经济就缺少了运行的核心，就不称其为市场经济。资本、市场与市场经济是在相互支撑下推动社会经济运行发展的。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论述的是发达商品货币关系，其中的基本经济范畴和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范畴以及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理论是相通的，资本的运行规律又是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和规律。所以，可以说资本理论也是市场经济理论，是论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制的理论。

二、以马克思资本理论为指导深化谈中国体制改革

（一）一切要素资本化

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实现要素的资本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否则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要素的资本化即全部要素进入市场，由市场评估其价值，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中来追求要素配置的最优状态，由市场评估企业的生产活动。若要素在资本化的范围之外，则要素产权关系不明晰，难以界定。而要素的资本化，并不是指狭义的生产要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中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较原先相比已经有不断扩大之势。因此，要考虑广义生产要素的资本化问题。在原先的基础上，广义的生产要素还包括土地、人力、自然资源，甚至文物等一切要素。土地不但包括住房用地、工业生产用地，还应包括农业耕地、荒山。土地资本化可完善中国制度，填补土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所有权主体虚置、所有权不对等、土地流转制度缺失的缺陷。就人力而言，近年来，就业问题逐步凸显和严重，实质就是未完全实现人力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一旦完全实现，将对中国就业分配制度改善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自然资源同样属于社会资源，加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有效运用，可充分发掘资源的潜力，为进步中的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当前，资本化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所有者失去了自，政府管制过多，影响了部分要素的自由流动。人才市场的不健全，妨碍了“人尽其才”。深化改革就要简政放权、健全市场体系，让各种要素都能够按其自身的规律自由流动。

（二）市场竞争化

马克思的市场竞争理论表明市场竞争是社会关系的表现，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只有市场竞争化，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对于中国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和升级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需要扼制垄断，为各经济体利益均衡开辟道路。垄断是造成资源浪费的一大根源，垄断也会造成市场的扭曲发展，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另一方面，发挥国家管理职能，遵循规律的同时，通过引导正确竞争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打击不正当竞争、保护正当竞争等措施，为正常的市场竞争创造条件，达成有序竞争的局面。比如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更谈不上公平竞争。国有企业的优势相对较为明显，而民营企业却处于劣势，无论是从享受的优惠政策还是从竞争力上，远远比不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着国有企业不具备的优势，是应该鼓励其发展的。

（三）资本流动国际化

资本是世界的，没有国界的。人为的阻碍资本的流动长远来看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无利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十分重视流通。形成和完善市场流通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需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流通要素的作用，通过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新型流通组织与经营方式的发展，形成与中国市场体制、规模和结构相适应的、具有更高流通效率的新型商品流通体系和稳定有序的市场流通秩序。因此一方面要反对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遵守关税适度原则，国家尽量减少宏观调控的内容和力度，真正实现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这样才能打通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血脉。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中立身壮大、发展。同时，也有选择地吸引外资，来填补中国市场的空缺。

（四）宏观调控渠道化

在资本的发展和分配上，马克思强调资本投入比例，重视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资本结构是否优化，关系到生产效率的高低。同时，优化资本结构也是优化产业结构、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但是资本像一匹野马，奔驰在市场经济的田野上，它同时发挥正负能量，需要国家宏观调控限制负能量的破坏作用，为资本正能量的发挥创造条件。

但是如何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力度？一方面，方向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顺应经济规律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根据资本的本性，资本的流动就像河流的流动一样自然，只是资本总是从利润率低的地方流到利润率高的地方，宏观调控需要遵循资本流动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应该起到蓄水池的作用，通过资本自然流动的渠道进行调节，整体引导和调配。在资本和市场面前，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就在于筑坝修提，防止洪水泛滥，修渠补水，防止干旱枯竭。比如中国通过一些房地产的限购、限贷、限售等行政政策，来打压过热的房地产，但却收效甚微。这些干预市场机制的政策扭曲市场机制，造成价格机制失灵，不但制约行业发展，而且增加行政成本。这就需要经济手段的补位，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地方流到利润高的地方，目前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远大于供给，打压和抑制需求是逆经济规律而行，按照宏观调控渠道化，应该顺势而为，增加房屋供给，尤其是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的供给。

三、结论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直坚持为指导，结合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到中国化，产生和形成了中国化的新思想、新理论，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升华。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期，主要任务是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则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明晰、坚实的理论基础，是指导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宝典。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3.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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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 发展

一、积极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

“两会”后，总理答记者问时也谈到了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了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强势企业“合谋”。为了打破这种“合谋”，为了以市场经济的发式来发展经济，政府职能、架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的一般原则是：

（一）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大。然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是平等进入、一视同仁，如果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就会妨碍公平政策的制定和公平有效的执行，甚至会形成行政性垄断。因此，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当放在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上，即政企分开。

（二）应该建立高效、廉洁的强政府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功能是宏观的、方向性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当定位准确，应当是能够稳健地驾驭市场经济，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走势，主要以法规的方式引导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高效廉洁、令行禁止的强政府。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当代中国的政府更应该是强势的。因为“过渡”，意味着“变革”，就是要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会产生诸多的矛盾，需要政府强制性地推动。就政府改革而言，也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三）政府改革应该消除部门利益与垄断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别政府部门形成了部门利益。如果这些部门还有管辖的企业，更形成了行政支持的垄断进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不满。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而不应该有部门的、独特的利益，更不应该以职权去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进一步改革，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消除部门利益，消除依靠行政力量的垄断。

（四）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不仅包括对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架构进行改革，而且还包括对地方政府职能、构架以及评价标准进行改革。

在我国，地方政府担当的任务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政府繁重得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使得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但是我们还有诸多改进的空间：一是在官员的选拔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发言渠道。二是地方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去塑造经济发展的环境，指示和引导产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三是要能够设计出反映经济社会协调，符合持续发展要求的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方式。

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上半年一系列调整，经济有了初步回升迹象，通货膨胀压力也在缓解。在今年的调控中，各级政府更加注重调整结构和解决深层次问题，包括进一步打破垄断、让民营经济进入更多行业领域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跟本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量上来看，体现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从质上来看，公有经济应该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上，公有资产不仅要保持量的优势还要注重质的提高。为此，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总的原则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着力完善股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二）对产权的明确和保护，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

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产权的问题。市场经济对产权的基本要求是产权的人格化。一旦产权明确，企业就称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产权明确后，国家应该对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通过立法的途径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对侵犯产权的人进行严厉的打击，保护产权所有者的权力。使每个人认识到产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尤其是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逼近红线，给社会带了一些隐患。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是生产条件分配的不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构建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一是在市场准入、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公共物品的使用等诸多的领域实行统一的制度安排，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二是打破垄断，消除市场分割，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条件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三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四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维护分配过程和机会的公平。

（四）建立创新的意识、机制和模式

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很大，但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很低。随着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益下降。为此，创新迫在眉睫。一是改革和提高教育水平。二是着力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的创新，改进商业环境的质量和流动性。三是企业的制度安排应该有利于创新。

（五）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

一是完善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调整和完善资源税。三是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机制。

未来的改革任务艰巨且有风险，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攻克难关，建立与中国当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